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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虽然是徐卫的主场，但在长沙的发展依然不如在伦敦如臂使指，主要是整个中国的大环境都缺乏专业的人才，而徐卫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的父亲，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舅舅。
在长沙开埠之前，长沙城外上好的水田只有十二三两银子，但是自从长沙开埠以后，长沙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人借着长沙便利的交通首先富了起来，然而这些人富起来后想的并不是集中资金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反而收缩资金置地建房，成为了长沙新兴的地主阶层，长沙的土地也在他们的一番炒作之下价格攀升，及至现在已经翻了一倍打价格，达到了二十两一亩，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徐卫看中的那块荒如果放在前世用化肥增肥后或许还能够种一点庄家，但是现在施肥全靠农家肥的清末恐怕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充其量只能当做墓地用。
就是一片这样的土地，当徐卫的父亲徐麟找到这块地的主人的时候，那家主人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求十五两银子一亩，无论徐麟怎么压价，对方丝毫不松口。
徐卫在伦敦定制的机》￡，器只比徐卫晚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此时的徐卫因为急等着将厂房建设起了，也就没有在价格方面过多的计较，就用十五两银子一亩的价格购买了那块一千三百八十亩的荒地。
在与王先谦合作的时候，徐卫才发现当日王先谦代表的并不是他自己，长沙府周围的矿山几乎全被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借助官府的力量瓜分干净，不过由于经营不善，开采出的矿石和煤炭成本远远高于从外地进口的，并且绝大多数达不到使用的要求，所以大部分的矿山都处于停产状态。
徐卫向来不是什么不畏强权的角色，在与王先谦等人的合作商依然如此，从表面上看百分百的是徐卫吃亏。
既然有了合作的意向，徐卫和王先谦等人一起坐下来商量了一个章程，在章程中注明王先谦等人以矿山入股占股份的百分之七十，而徐卫则负责矿山的设备和运行，占股份的百分之二十，剩余的百分之十属于长沙各官员的福利。
纵然是科技已经非常发达的前世，开矿依然是一个人力密集的行业，所以在从英国运来的机器到达之前，徐卫就开始在长沙乃至整个湖南招收工人。
徐卫的招工分为四种，各矿山的工人是每月五两银子，矿山和工厂的保卫人员则是每月四两银子，纺织厂的女工是每月二两，出国做工的人员是每月十两，不过出国的工人只招收十八到二十五周岁。
这个时期的清朝虽然已经剿灭了杨洪之乱和捻乱，如果不算革命党，整个大清朝总的来说还算太平，不过在这太平之下的老百姓却依然多灾多难，北方有蝗灾和旱灾，南方则有水灾，就连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的湖南、湖北也依然是灾民遍野。
当年为解长沙的严重旱灾，巡抚陈宝箴拨工赈银一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并且在第二年，三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000两，另招商股8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正式开工制造火柴，当时工厂中有工人一千余人，被外界称之为善政。
徐卫所设立的纺织厂是善记和丰火柴厂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按照徐卫的计划将纺织厂建设成拥有十万纱锭，八百台织机的大型纺织厂，这个规模是现有所有华人纺织业的三分之一。
中国现在的纺织业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像湖广、陕甘、云贵、四川等地目前还没有正正的现代纺织业，徐卫要做的就是占有这些地区的市场。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开工之前需要进行精确的预算，这不是徐卫这样的门外汉所能够搞定的，不过幸好他让在上海的弗兰克为他在华人工厂高新聘请了几十名纺织业的精英，同时他还有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父亲。
经过徐麟和高薪聘请的纺织业精英们的初步的计算，矿山如果能够完全开工则需要旷工两万人，保护矿场的保卫队一千五百人，纺织厂完全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开工则需要女工五万人，守卫人员五百人。
怀有不轨之心的徐卫显然不会完全按照他们的规划实施的，首先在矿山的保卫人员方面徐卫拟定的是一万人，按照合约所说，拥有矿山开采百分之二十股份的徐卫将负责矿山内外所有的开支，所以对于徐卫擅自增加人员完全没有异议。
由于纺织厂内巨大多数的人员都是女性，于是为了避嫌，负责守卫纺织厂的护卫人员只能在纺织厂的外围巡逻，而内部则是使用女工巡逻，所以五百人的规模完全满足整个纺织厂的守卫工作，但是徐卫却招收两万人，一万人负责纺织厂的守卫，另一万人则被徐卫带到波斯，保护波斯的石油勘探。
这时的长沙才不过二三十万人，加上周围的农民顶多有五十万人，纵然正逢青黄不接举家来省城逃荒的时期，也招收不到将近十万的失地的青壮。
现在正好田里面没有农活，于是徐卫就花钱让徐家的佃户带着路引和招工告示到湖南各府县以及邻省的江西和湖北去招工。
不管是富庶的南方各省还是贫瘠的北方诸省，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在极少数的人手里，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律，这也是这个朝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在当时，比较有良心的地主规定的田租一般是收成的六成，碰到或旱或涝的歉收年景或许还会减免佃户的地租。
但是如果碰到心比较狠的地主则可能将地租涨到七成到八成，除去需要征收的赋税，到佃户手里的粮食或许不到一成，碰到不景气的年景则有可能被地主逼迫的举家逃荒。
此时的湖南上好的水田一般是一年两熟，碰到丰年亩产也就是是两到三石，一个四口之家最多能种七八亩地左右，除去赋税田租到手里也就是五六石左右，按照市价也就十一二两银子。
按照徐卫招工启事，就连女工每月都能挣二两银子，这让那些将要被卖掉来缓解家庭困难的女孩们看到了希望，也让那些想买女儿给自己的儿子讨一房老婆的人家有了一个细水长流的生财之道。
本来徐卫还在担心以现在中国人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保守程度可能招收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五万名女工，谁知道到徐卫招工地点报名的女工竟然络绎不绝，完全超乎徐卫的预期。
整个长沙城要说谁最恨徐卫，当然非长沙码头的管理人员莫属，本来在长沙最挣钱、最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就属码头工人，整个湘江沿岸的码头大约有两万多个工人，自从徐卫的招工告示贴出以后，那些码头工人纷纷炒了他们老板的鱿鱼，转投到徐卫的麾下。
旧时期的中国码头有着很浓厚的帮派背景，码头的管理者都是在这些帮派手中，而码头的工人则属于半自由半强迫的群体，受到管理码头的帮派人员严格的限制。
刚开始的时候码头的工人碍于帮派分子的余威不管有所举动，但是总有一些胆大的人愿意去做这个常识，没有经过码头帮派人员的允许私自跑到徐卫的招工处报名。
起初码头的管理人员只是以为有几个工人禁不住做工的辛苦开了小差，当时也没在意，而那些观望的工人一看码头上竟然不管也都纷纷离开，等到码头上的人发现事情严重的时候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人员。
没有工人码头就不能正常开工，所以为了挽回自己的生意，码头的帮派人员也顾不得徐家在长沙的地位，带人打到了徐卫新设的工厂区。
长沙的码头是徐卫最不解的地方，湘江上下大约有十几个码头，不管是外国的码头还是中国的码头，真正管理码头工人的人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这么多的码头，只有一处码头是长沙本地人组成的帮派在管理，其他的都是从湖南别的府县或者直接是从别的省份的外来人员所管理，也不知道是不是长沙人因为开埠之后都比较有钱，不愿意做管理码头这么危险的工作。
第一个大道徐卫面前的是江西帮的金家，金家本来是从江西逃难来的难民，凭着自己身上的一股子狠劲借着长沙开埠的机会聚集了一帮同为江西籍贯的难民组成了江西帮，霸占了一块码头。
气势汹汹的长沙帮聚集了上百人浩浩荡荡的杀向位于长沙城东面的工厂区，用金家老大的话说就是让徐家见识一下咱们江西帮的实力，乖乖的将工人送到咱们的码头上，否则让徐家吃不了兜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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