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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三方面外，蒲松龄还象画风俗画一样，广阔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转别是中下层的人们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创造了众多的风彩各异的人物形象。越是下层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越是令人感到亲切、生动、真实、朴素，具有泥土的芳香气，这同蒲松龄对农村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朴素的审美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聊斋志异》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提出社会问题之重要，创造出的人物形象之众多，创作高水平的短篇小说之量大，艺术风格之独特而言，就他毕其一生的精力致力于此而言，在文言小说史上，有哪一位小说家堪与他相比？在文言小说衰颓之风“弥漫天下”的环境中，《聊斋志异》力挽残局，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开拓了新局面，达到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就这种意义讲，说蒲松龄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并不过分，不仅文言小说如此，写白话短篇小说的，又有谁能超过他？即使拿到世界小说史的范围来考察，在那个时代，也是寥寥无几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还未出世，契诃夫比蒲松龄还晚二百余年。除了带有传说色彩的东方巨著《天方夜谈》之外，我想，拿《聊斋志异》同西方乔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西万提斯的《惩恶扬善集》、薄伽丘的《十日谈》等名著作一番比较研究，也未必是使人汗颜的事。这样说也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因为西方的那些名著，是在新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由短篇小说开始，开辟了西方小说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却是以《聊斋志异》为始，开辟了中国小说史上的新时代。
三
《聊斋志异》提出的上述三个重大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蒲松龄以前以后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看到了，特别是他以后的小说家也看到了，而且一步一步看得更深更透。思想家同小说家不期而遇地共同地注意到这些问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解剖着这个封建社会晚期的腐烂特征，探索着向何处去。这不是思想家小说家的异想天开，而是社会的客观发展在他们头脑中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至于反映的程度如何，当作具体的分析。但是作为一种带有共同性的探索性的思想潮流，那就有它的开拓者和继起者。而在小说领域里，这个开拓者应该是写文言小说的蒲松龄，继起者则是写白话长篇小说的吴敬梓和曹雪芹。这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思想潮流方面的合流，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所以说单纯的认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不够全面，道理也在这里。
对于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看他对人类的贡献，不是要求他能达到他以后的人所能达到的水平，而是看他比以前的人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尽管后来的人对这些问题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全面，却不能以此来责备他的“局限性”。我觉得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暂不涉及他另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复杂性或矛盾，既应该与他之前的小说家比较，也应该和他以后的小说家比较，把他当作一个中间环节，或者说是个过渡阶段，那就可能更符合实际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是有深刻的观察的，是满怀着愤怒的激情去揭露的，甚至在《促织》这样的作品中还敢于对为非作歹的皇帝流露微词，这就比过去的文言小说家勇敢多了。可是他的认识更多的是对于中下层官吏的表现，所以他幻想有清官来解民于倒悬。《聊斋志异》中不少本来是悲剧而偏偏又出现了虚幻的光明尾巴的作品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康熙时代，转别是中后期，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施世纶式的“天下第一清官”究竟有几个？蒲松龄就看不清，不仅看不清，他自己还一直想作官，这岂不是矛盾？我不相信蒲松龄作了官就一定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因为他对荣华富贵是有幻想的，这和作清官又是矛盾的。比蒲松龄的生活稍微好的人不少，比他生活苦的当更多，但是他们却未必都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在“盛世”下“乐天知命”安心当顺民的大有人在。而蒲松龄却大揭“盛世”下的烂疮疤，替被迫害的下层人民提出控拆，这不正表现出他敢于正视现实的一面么？不要因为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盛世”的虚弱性，就再加他一个“局限性”的评语，要具体分析透他为什么没有认识到的原因就行了。蒲松龄是从农村下层的观点来观察当时的吏治的，带有农民的直观性和朴素性。他不了解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他也没有接触到上层的政治活动。用个形象的比喻，他的愤怒和控诉，正象俚曲中的“哭皇天”，只要“皇天”一睁眼，就会天下太平、史治清明、五谷丰登了，他的穷苦生活就有改变的希望了，至少可以变成稍微富裕的小康，不必为毕家老爷坐馆当“西宾”了。蒲松龄只能走到这一步，再往前就迈不开步了，需要接力的人。
十八世纪的小说家曹雪芹踏上了蒲松龄开辟的路，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蒲松龄眼下的“盛世”，到了曹雪芹的眼下就成了“末世”，因此他不去“哭皇天”，认为天也有缺陷，需要补。但是，补天的石头还有一块没用完就补上了“天洞”，结果呢，仍然不是好天，天下依然是“美中不足今方信”，怎么办？干脆等它塌了吧，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走到这里也止步了。这是“最后的问题”，他以后的小说家回答不了，只好由历史来回答了。
科举制度毒害了知识分子几百年，小说史上有谁提出来反对过？相反的是在小说戏剧中充满着状元发迹的故事。蒲松龄第一个提出来了，揭露了考场的种种黑暗弊端。但是，他还没触及制度，只认为考场之弊误了人才，革除此弊，有的即可得中，他自己就老想得中。他这种想法也是矛盾的，因为即使公正地得中的人，也并非真才。吴敬梓比蒲松龄前进了一步，在《儒林外史》的一开头，就说这个制度定的不行，使知识分子连行为出处都不顾了，所以他笔下淋漓尽致的揭示了科举制造出的假名士的丑态。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无意于功名，洒脱得开，所以走得远。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认为凡热衷于此道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大有悬崖撒手的气魄，彻底看穿了连制造科举制度的那个社会也没出路，有才者又何所用？蒲松龄只能创造出灰心了的形象，吴、曹则创造出了摆脱此牢笼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制度，是志同道合的挑战者。
再如，蒲松龄观察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可是他一旦想找解决的办法就陷入窘境，连多妻制也想来调和，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他当然也有更理想的人物，但那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以花妖鬼狐的形象出现。吴敬梓则不仅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还敢写杜少卿拉着老相好的手游山玩水，放达多了。他自己的行为也狂放不羁，比蒲松龄更少受约束。曹雪芹不仅在理论上大胆地向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挑战，歌颂女子比男子钟灵毓秀，而且更创造出了现实生活中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封建礼教帷幕被他们逐渐撕破了。
仅从这几个方面，就能看出几位小说家是沿着一条路走过来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出现，是由明朝的几部白话长篇小说为代表，那么，第二个高峰就是由清初文言的《聊斋志异》和白话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表现出来的。文白在思想上合流，把古代小说推向了最后的更高的新阶段。
四
《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这对于它的传播和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但它在社会上居然广泛流传开来，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说，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历史所提出的新问题、新动向、新趋势，从而在读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才能进一步影响到美术、戏剧、曲艺的再创造，甚至在近代还产生了专说《聊斋》的评书名家。这又进一步间接地帮助《聊斋志异》在社会上继续扩大影响，使之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书，变成海外许多国家争赏的短篇名著。因此，用《聊斋志异》的文言比古文的语言更浅近明畅的说法以解释其影响面广，是不够的。因为，它以前以后还有一些白话小说，语言是更好懂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赶不上《聊斋志异》，有的甚至早就被人忘记了，可见语言的文白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辩明这一问题，目的是把《聊斋志异》与“聊斋风”式的作品区别开来，后者曾长期被看作同前者是一个流派，这是很不恰切的。
继《聊斋志异》之后，又出现了《新齐谐》、《谐铎》、《夜谭随录》等一批笔记小说。有的仅笔法仿《聊斋》而杂记方物，既不敢触及社会问题，又写不出动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无愤激之情，有闲暇之致，“戏编”文字以自赏，与人民的疾苦不相干，从精神上同《聊斋志异》是背离的，甚至是对立的，怎么能算作一个流派呢？
稍可同《聊斋志异》抗衡者，是乾嘉时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并欲取而代之。纪晓岚是总编《四库全书》的大学者，可是一比较蒲松龄，他就现出才短了。“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所未解也。”为什么“未解”，分不清小说和非小说的区别嘛！按照他的看法，则其他长篇小说更不可解矣。一个不懂小说的人，要写一部书以代替盛行百年的小说，难免要落空。所以，《聊斋志异》盛行到现在，而《阅微草堂笔记》在社会上的影响就很小了。至于它以后的一些同类型的书，则“已不足以称小说”，更与《聊斋志异》不相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系统中空前绝后的一部巨著，未尝不可。
蓝翎
一九八〇年十月下旬于京郊黄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