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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陕西各地官府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不要说财物方面的付出使他们穷于应付，只说这食不果腹的流民聚集一起，就如同身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般，令他们寝食难安。
更令他们难以言表的是，此次陕西赈灾，钦差徐大人直接行文知县衙门，调集的低层吏胥甚至良善民壮占了绝大部分，对于他们这些朝廷命官却是一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虽然给出的“不敢骚扰地方政务”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可鬼都知道，他们这些地方官府对赈灾事宜是极其“感兴趣”的，也很想代行其劳。可徐光启如此做派，实在与断人财路无异。这种行为尤其不能令他们接受。
他们是不敢对皇帝陛下有任何抱怨情绪的，因此所有的火力就几乎全集中到了徐光启身上。
平凉府、凤翔府以及商州、同州等几乎所有的府、州衙门一面向陕西都指挥使司衙门请调卫所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一面向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衙门请示处理办法，其中的牢骚满腹自然毫不避讳。
现在陕西的“话事人”是布政使张秉武张大人，其官名全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可不要小瞧了这位张秉武张大人，他可是出自安徽桐城张家，后人中更是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官拜清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就是在大明，安徽桐城张家也是属于巨宦之家，祖上张英做过陕西参政，族兄张秉义做过山东按察使。
但是近几年，这位家世显赫的张秉武张大人却有些流年不利。先是衔皇命巡抚陕西的乔应甲颐指气使，很有些越粗代庖甚至取而代之的意思。
因为对方是代天子巡行，张秉武张大人自然不敢触其锋芒。为避其锋芒，只好托病不出，一省大政就悉听乔巡抚摆布。
“巡抚”之名即起于明代，其官也属于“行官”，而不是像按察使和布政使之类的非常固定的“坐官”。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太祖令皇太子（即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见于此。”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遣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此后，逐渐派一些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去巡抚各处的边境腹地，办完事情就回朝廷复命。
这样的官员，当时称为“巡抚”，或名“镇守”。巡抚兼军务的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而事务重者加总督。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的，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由于总兵、宦官也可称为“镇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后来凡是文职官员奉命出朝，就一律称为“巡抚”，以与“镇守”相区别。
此外，明代还派监察御史巡视各省，以资监察，称为“巡按”。“巡抚”、“巡按”略有不同，但这些都是大明王朝才设置的差务。
好歹去年乔巡抚终于结束了“巡抚”，回转了京城另有任用，布政使张秉武总算可以从容展布自己的施政方针了，没想到今年又来了位钦差徐大人。
而且这位钦差徐大人比那位巡抚乔大人更能折腾，这不刚刚到达陕西几天，就几乎弄得全省怨声载道。
可像那位巡抚乔大人一样，这位钦差徐大人同样是张秉武张大人不敢惹的，而且皇帝陛下圣旨措辞之严厉也是从未有之。张秉武张大人只好将事务继续委托给参政洪承畴和刘应遇，然后他就继续回家，依然托病不出。
参政洪承畴和刘应遇却不能再推脱了，而且也推无可推，只好硬着头皮，约好了一起去延安府绥德州去面见钦差徐大人，明为讨要主意，实际暗含些许逼宫含义。
没想到两人此次绥德州之行竟然意外地非常顺利。
双方见面之后，二人就将各地官府面临的窘境悉数告知。当然了，其中自然夹杂些许演绎夸张的成分，其目的到也是想给钦差大人造成一个情势紧迫的印象。
钦差徐大人听完二人的情况介绍，竟然丝毫没有推诿之意，而且还立即表示了歉意。
对于徐光启的态度，洪承畴和刘应遇感到很是惶恐。
抛开钦差不谈，侍郎是正三品，而参政却是从三品，何况徐光启还是六十多岁的年纪，在二人面前可谓齿德俱尊。
就是这么一位齿德俱尊而又身负皇命的人，态度却是如此谦恭，实在出乎洪承畴和刘应遇的预料。因此，二人也赶忙自我检讨一番。
之后钦差大人就将准备好的措施告知了两位参政大人，并且毫不讳言地说明，此次受皇命赈灾陕西，皇帝陛下一再嘱托，要坚决杜绝以往的中饱克扣之类的恶习，发现一个处置一个，不管是什么官位，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这些都是两位参政大人知道的，不仅是这两位，因为皇帝陛下此前的谕旨中也是三令五申，所有的陕西地方官府也都对此心知肚明。只是……其中很难说有几人当真罢了。
钦差徐光启徐大人接下来的话让两位参政大人为之一振。不是振奋，而是犹如醍醐灌顶。
变化先是从口气上表现出来的，钦差徐大人一改笑眯眯的面孔，连声音也随之提高了许多。
为了贯彻皇帝陛下的旨意，宁肯稍微推迟一下“以工代赈”的实施，目的就是要开一个好头，为今后的赈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几天的培训，在调集来的吏胥中遴选出一些，与随钦差而来的京城锦衣卫，第一批派出人员就组成了。
锦衣卫人员是现成的，过去的这几天时间都是用于遴选吏胥。要说想通过几天时间就透彻人的忠奸实在有些异想天开，没办法，谁让时间是如此紧迫呢，只好通过“听其言，观其行，查其所为，视其所以”来予以简单分辨了。
洪承畴和刘应遇相互对视了一眼，目光中别有意味。
尤其是在大明王朝末年，要想在官场中寻找“廉吏”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能够、或者可以“为我所用”的，称得上“能吏”就算万幸了。
两位参政大人，洪承畴和刘应遇应该就算是“能吏”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