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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科学院和柏林大学的学术研究是自由开放式的，这种环境很能激发出灵感。
在这里，每个星期都有一天让各学科联席研究讨论学术。本来这是学科交叉互助的好机会，可是，这些权威学者们都很有城府，从来不争论，即便对其他学科有异议，也不会指出来，更不用说会去讨教什么。但是，如果聊一个行政性的话题，比如说课题津贴提高到多少才是合理的问题，这些大学者们居然会正襟危坐、引经据典地讨论上一天。
爱因斯坦和大家都不一样，他不仅会认真地和别人争论学术上的问题，而且还会虚心地向别人求教。每次开会只要有他在，场面马上就会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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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谦虚体现在很多场合。
可是，爱因斯坦做梦也没想到，在他到达柏林仅四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德**国主义就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
德意志帝国成为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皇帝陛下、内阁大臣、民意代表议员先生，都通过不同媒介激发起了极端的民族情绪，鼓噪着狂热的战争情绪。
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到了战争的喧嚣之中。菩提树下人山人海，战旗飞扬，军号嘹亮。出征的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怀着视死如归的激情走向战场。围观的人群欢呼着，把一束束鲜花投向战士。少女们则怀着满腔热情吻别着出征的战士。
这一幕幕情景不能说不动人，为德国而战的意愿把德国人的民族情绪激到了顶点。在德国人的眼中，法兰西是“世代仇敌”，英国佬是“背信弃义”，俄国熊是“落后而野蛮”，他们都成了德国的敌人！
狂热、愚蠢的战争口号震天动地地鼓吹着，人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这种具有煽（shān）动性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让普通德国人失去了理智，同时，也对许多平时小心谨慎的德国学者产生了影响。
肆无忌惮的复仇情绪和盲目的民族仇恨，把学者们瘟疫般地席卷进来，柏林的教授们纷纷加入到了战争宣传的大合唱中。
德**队侵犯比利时之后，英国、法国的报上登出特大标题：“我们爱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我们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德国。”
德国的文化名流们仿佛受了侮辱，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和文人起草了一个《告文明世界书》，以答复法国人和英国人。其中，竟有如此令人毛骨悚（sǒnɡ）然的话：“要不是由于德国的赫赫武功，德国文化早就荡然无存了。”
如此明目张胆地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宣言，竟有93个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牧师签了名。其中，也包括X光的发现人伦琴、进化论者海克尔、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的普朗克。
柏林的科学家，每个人都在为战争出力。能斯特教授当上了国防部顾问，穿上了少校军服，一派自鸣得意的神气。
爱因斯坦的好朋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少校军服。这位德国籍犹太人发明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决了炸药生产的大问题，现在又研究起糜（mí）烂性毒气和窒息性毒气来。他自以为聪明地说：“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是属于自己祖国的。”哈伯教授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的犹太同胞会成批地死在他研究的窒息性毒气之中！
有人想请爱因斯坦签名。聪明的普朗克挡了驾，说新来的爱因斯坦教授保留着中立国瑞士的国籍。普朗克太了解爱因斯坦了，他不想让爱因斯坦激烈的态度惹恼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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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爱国的、反战的，在世界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时候，他表明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
可是，爱因斯坦却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
1914年10月中旬，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4人一起签署了一份《告欧洲人书》，公开与93人签名的《告文明世界书》针锋相对。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而且，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签署的第一个政治宣言：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又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慌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微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挤撞的情况似乎很像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xì）墙，逐渐精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合。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像我们所热忱希望的，在欧洲能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么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爱因斯坦等4人的呼吁，今天听来是何等的真诚和理智，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人们该对爱因斯坦的和平宣言鞠上深深一躬。如果人们在当时就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忠告，我们将少付出多少代价。
可在当时，与93人的宣言相比，《告欧洲人民书》一点成功的希望都没有。不仅政客军人们不会接受它、学者思想家们不会接受它，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会接受它。
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清醒者总是孤独和悲哀的。事实上，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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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势力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虽然没几个人理解他，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著与韧性投入到了反战活动中，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仍然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1914年8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现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着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呵！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
9月初，他给埃伦费斯特又寄去了一封充满了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的信：
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
1914年11月，反战的知识分子在柏林组成了“新祖国联盟”。他们的纲领是为尽快实现没有领土要求的正义和平，创建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爱因斯坦不仅是该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最活跃的一名成员。
可是，在1916年初，“新祖国联盟”却遭到了查禁，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18年秋战争结束前几周，它才重新公开活动。战后，这个组织演变成了“德意志人权同盟”，旨在增进德法两国人民的谅解。爱因斯坦一直是忠实的会员，直到该组织被希特勒法西斯捣毁为止。
1915年4月，“荷兰反战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了一次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谋划由荷兰政府出面斡（wò）旋停战。当德国报纸透露出了这条消息的时候，德国外交部表示拒绝这一计划。
善良的爱因斯坦把人类的战争行为理解为一种兽性的行为，并表示深深的愤慨，他想借助善良的呼吁来泯（mǐn）灭人类的战争冲动。可是，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行为过于“天真”了。他以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试图去建立一个明晰、和谐的世界秩序，更是一种“天真”的思维。可是，就是靠着这份天真的良知，爱因斯坦反战的呼吁还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在很早以前，爱因斯坦就与法国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有了书信的往来。1915年3月22日，爱因斯坦从柏林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罗曼·罗兰：
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联盟”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除法德两国人民之间可悲的隔阂（hé）而献身。
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像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传染……
1915年秋，爱因斯坦想看看米列娃和孩子们，便从柏林来到了瑞士。他在苏黎世的朋友赞格尔陪同下，拜访了当时住在瑞士的罗曼·罗兰。
这次会晤使爱因斯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有反战团体。同罗兰的谈话使爱因斯坦受到了极大鼓舞，他觉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而不再是一个孤独无援的呐喊者了。
同样，爱因斯坦也给罗曼·罗兰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我们总是坐在旅馆的凉台上。前面是花园，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鲜花盛开的常青藤上来回飞舞……
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交汇了、融合了。他们谈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建设新的生活。
1926年，为庆祝罗曼·罗兰的60岁生日，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和法国文学家杜阿梅耳发起编集一个祝贺文集《友谊之书》，爱因斯坦应邀写了一封贺信。信中内容就是对1915年会晤的回忆：
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人类陷入了一场浩劫之中。
一支以德国天文学家为主的日食科学考察队，跨过了俄国边境线，被俄**队当做间谍逮捕，关进了监狱，携（xié）带的仪器全部被砸碎了。
爱因斯坦听到这条消息，长叹一声，心事重重，他非常牵挂远在瑞士苏黎世的米列娃和孩子们。虽然瑞士是中立国，但是，战火更如一头疯狂的野兽，肆意侵袭，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放过。现在，连邮政、电信、交通都中断了，家里究竟是个怎样的情况呢？
这时候，军火贩子利用战争，大发横财，而普通的老百姓只好都勒紧了裤腰带。爱因斯坦不仅看到了难民和饿殍（piǎo）、看到了断肢和鲜血，也看到了另一面的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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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痛恨战争带来的一切，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了科学实验中。
爱因斯坦非常忧虑、愤怒，可是连个发泄的地方都没有，他就一头埋进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里。
德国多年崇尚武力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了，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媒体上堂而皇之地得到宣扬。同时，在德国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一股反犹太人的浊流掀起来了。爱因斯坦忍不住了，他在各种场合都公开宣称：“我不是德国人，我是瑞士国民，我更是犹太人！”
事态越来越严重，军事政府宣布爱因斯坦加入的反战组织——“新祖国联盟”为非法组织，大批成员被抓、被关、被杀，反战团体被迫转入了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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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爱国精神并不只是在口头上随便说说，而是亲自加入了行动中。
战争掠夺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制成了大量的杀人武器，人民大众创造的财富枯竭了。军国主义分子沉浸在侵略的快意之中，而国民的生活却贫困不堪，人们在忍饥挨饿中过着日子。
爱因斯坦只能每天到街头的小铺子里买那些劣质的粗制面包充饥，明显营养不良。伊丽莎知道了，就把表弟请到家里就餐。她家毕竟是有钱人家，还能支撑一阵子。爱因斯坦总算缓过劲来。
我的一句话感受
和平是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发出的最朴实的要求，我们应该拥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