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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回到我的1983年（其实这样说是不确切的，那应该是1983下半年和1984年上半年），我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回望我的1983，无疑，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充满汗水和泪水的一年，只用这样一种轻柔的方式接近它，就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将那块伤痕再次弄破，将那些深藏的忧郁和痛苦释放出来，再度击伤自己。
1983年下半年，我回到了离开四年的故乡，其实说离开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那四年当中，我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一趟，拿钱，挑米挑柴。由于休学是自己的要求，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失落，很快地就融到了村里年轻人的队伍里。那时候，村里几乎每隔几天就有姑娘来相亲，所以晚上都很热闹。村里有三个时髦的年轻人，每人买了一台个三洋牌录音机——这在那时候是非常新奇的。他们穿着喇叭裤，录音机开着巨大的音量，唱着香港的广播剧，呼啸着奔走在村子的每个角落。我现在还会唱好多句，什么“一朵花开十里香，风吹雨打枝叶更长”、“大众，努力工作生活共创，你看到处一片好风光”等等。我们每晚都去相亲人家的家里，对前来相亲的女孩子作苛刻的评价，开一些黄色的玩笑。去的次数多了，媒人们竟然注意到我了。当时，我父亲被信用社以每年工龄一块钱的代价清退回来，就开了一个杂货店，隔几天到镇上的百货公司批一些货挑回来卖，好像是有钱的家庭，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她们要帮我找一个姑娘来相相，当然，15岁的我拒绝了。
但那些惬意的感觉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原来城里人是可以这样生活的。我很快就沉浸于一种深深的苦恼当中，那一年，因父亲有病，我陪她到县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又到大哥工作的梧州市小住了几天，那几天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梧州市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一个繁华异常的大都市，我被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吸深深吸引了。
所以，回去不久，我偷了家里的200块钱，单身一人途径梧州搭船前往广东容奇、石歧（现中山）、小揽等地。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是我的逃亡生活，我都不知道15岁的自己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这也许是一种逃避、也许是叛逆期。我记得当时住宿是需要大队介绍信的。我当然没有。口袋里有一张别人的选民证，我软磨硬泡了很久以后，人家看到我那么可怜，才让我入住。不过，当时的中山也不过如此，跟我们县城也差不多，热闹一点罢了。我本来是想去那里打工的，那找不到北，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回来了。
父亲对我的离家出走勃然大怒，然后限制我花那怕是一分的钱。并把几乎所有的农活推到我的身上，大姐和三姐已经出嫁了，家里没有劳力，这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慢慢地接触农活，跟村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犁田、耙田、播种、插田、耘田、喷药、收割。不到两三个月，每一项农活我都异常熟练，我开始敢于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人在据说有野鬼出没的半山岗守田水，能够挑着成百斤的稻谷在漆黑的深夜没有火光的情况下稳步前行。这是结果，但那过程是漫长和艰辛无比的。在犁天的时候，由于耕牛不听使唤，我一屁股地就坐在稻田冰冷的水中，放声大哭；在挑稻谷的时候，由于不能忍受肩膀的疼痛，愤然将稻谷倒在地上；在耙天的时候，我被绊倒在水里，被牛拖着走了十几米……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少次，开始深深后悔没有珍惜读书那么悠闲的日子。
不过，与在纸作坊的活儿相比，所有的农活根本不值得一提。造纸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我家决定也开始做回属于我们家的一份作坊。父亲是不会的，多年的信用社工作使他疏远了这项工作，而且他身体不好，还要照顾他的杂货店。于是我从头开始，跟着我的五叔从砍竹子开始，慢慢地将全套技术全部学会，朱枸虽然聪明，但学这活儿使我吃尽了苦头，挨了不少的骂。学成之后，就像一首歌：“可怜我年轻的朱枸，今后苦难在等着他”！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像造纸那么艰辛的活儿，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等于拿着水中40斤的东西，连续弯腰至80度再伸直，再拿到两米远的地方，一共重复做这工作3000次左右，然后，扛上一根重约160斤的巨木，间断支持一个小时，一天到头，骨头都好象散开似的。一到冬天，那水冰冷刺骨，往往坚持不到半个小时，就麻木僵硬。那边烧着一堆柴火，于是放到火里面烧（不是烤，而是烧），等骨头都发痒了、发痛了，再慢慢烤，手重新有了知觉，有开始新一轮的工作。晚上8、9点钟才回家，吃点饭，睡觉，第二天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了，身子还是累累的。即使到了卖纸，还要挑到5公里外的黄华河岸边，要走路1个小时，全部都是崎岖山路，上坡下岭，说不出的艰辛。有时候一天要挑五担，一担120斤，回来的时候，还要帮父亲的杂货店挑一些货物回来，这样的日子，我坚持了几乎整整一年。
这样，母亲从事农活，父亲照顾他的杂货店，我在我的作坊里埋头工作。日子漫长得没有尽头，每天都好像有着干不完的活。家里劳力实在太少了，这回母亲答应媒人，帮我找一门亲事，唯一的条件是，人够大块，能干活，好象这次我也没那么反对了，据说那女孩的母亲专门来相过我，十分赞同这门亲事，女的也向同伴打听了我的情况，还偷偷的在街上看过我几回，十分的满意。要是我后来没有再去上学，几乎就是定了。那姑娘据说姓覃，我后来休学完毕回到学校，问了一下她村的同学，同学说她是一个很清秀的姑娘，我又有点想入非非了，不过很快也就忘记了。不知现在的她可好？
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中，我幻想有一份轻松的工作。所以，我开始偷偷地跟一名算命先生学算命，还从街上的地摊买了好多相关的书籍，什么《麻衣相法》、《风水与地理》、《鬼谷子神相法》、《刘伯温烧饼歌》等等，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钻研不已，尽管非常劳累。我姐夫是一个赤脚医生，在他村子一带很有名，曾叫我跟他学医，但我觉得那技术太繁杂，远不比算命风水有趣，所以拒绝了。但学了几个月后，我被什么“甲子乙丑海中金”、“甲己还归甲，乙庚丙作初”之类的口诀搅得焦头烂额，终于还是放弃了。不过一点皮毛功夫我还是有的，日后在社会上，动不动就念几句口诀、歌谣，也能吓倒不少人。有兴趣的读者，我们倒可以一同探讨一下。
放弃了算命术后，我对诗歌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又买了一些《声律启蒙》、《平水韵部》、《二十四诗品》这样的书来钻研，有时候还在房间里大声地吟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很是陶醉。那段时间，还写了不少的古体诗，当然也有现在诗，做了不少的对联。不过这热情也不到两个月，就被艰辛的劳动挤到九霄云外了。
艰苦卓绝的日子过得是那么的艰难，我逐渐都变得麻木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一生将就这样度过的了。1984年，七姐将参加高考，按照她的成绩，考上个中专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我要继续挣钱供她和弟弟读书。但是，她居然在预考时就被干掉了，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起先的时候，老师有意思叫她补习一年，她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候，被艰辛工作吓坏了的我突然提出来，要回去读书。父亲和母亲考虑再三，同意了我的要求。而姐姐，从18岁开始了从1984年到1994年，长达10年的最为艰苦卓绝的农村工作，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家庭和我的缘故。
也许在我的一生中，姐姐是我最对不起的人。作为一个男人，在最不应该的时候，我选择了临阵脱逃，将繁重的工作和日趋破败的家推给了年仅18岁的姐姐，并让她供我和弟弟读完几年高中，四年大学（弟弟是两年中专）。她所做的工作，就跟我1983年到1984年所做的一样，可能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村里几乎所有的年轻男女都去广东打工了，那种年轻人向往外面世界的**被压抑的心理折磨，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但是她不能走，因为家里离不开她。
1984年的我没有明白这些道理，我只知道自己的逃避是应该的。等到我明白后，那时候是我念上大学，每个月花着姐姐挣来的钱的时候了，那种悔恨、内疚的心理就从没消失过，而且越来越强烈。我一直想帮她做点什么，比如帮她找一份好工作，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没帮上他的忙——在后面许多章节中，我会不断地提到这些。想到姐姐，想到我苦难的姐姐，早亡的姐姐，我不禁热泪盈眶。
后来我不止一次设想，如果1983年开始，我就去广东打工，我的命运轨迹会如何？2014年，有一个叫做“任性”的词语非常流行，我想，1983年的我，就是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