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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中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童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读初一那年，我11岁，只有52斤，是我父亲亲自挑着行李将我送到学校的，自此开始了我长达九年的中学的生涯。第一次离家，我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新奇，但又非常羞愧，因为自己最终没能考上当时的县中学，而我们班有一个人考上了。
我当时上的是79（甲）班，班上有50多人，开始的时候的情况现在毫无印象了，只记得经常没饭吃。那时候的饭堂都是乱哄哄的，领饭的窗口人头涌动，十几个人混战成一团，要拼命挤才能领到饭，后来我还画了一幅漫画：一个人在拼命挤饭，搞得满头大汗，终于领到一份饭了，不由得感叹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漫画在学校里传诵一时。到了后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账房先生》中，我专门写了一大段关于挤饭的文字，很多人看了，都说非常生动，非常地传神，还料定我是挤饭高手，真是惭愧了。当时只有52斤的我，还没到边上，就被那些高年级的碰到一边去了。有时候也有值日老师，负责维持排队秩序的，才勉强领上饭。当时姐姐也在这学校，女生那边一般是守纪律的，秩序很好，就叫她帮打，但次数多了，也厌烦了，有时候就干脆饿肚子了。那时候的伙食非常不好，几两饭，一份青菜，吃了也顶不住饥饿，更何况没吃，所以饥饿的感觉特别强烈，也非常难忘。
再一个就是我们班上都有劳动课，种菜，并要求每人每学期交菜25斤（好象是），学校分有一块两张床大的菜地，由你栽种。淋水、施肥一概由你负责。这可难坏了年少的朱枸，虽说是农村出身，但对种菜可是一窍不通。何况那么大一个小孩，要挑水，当时水还是奇缺，要到很远的黄华河取，施肥要到学校的大粪坑来舀，根本挑不动，有几次还差点掉到粪坑里去。这样情况下，所种的青菜简直比自己还瘦弱，黄黄的，像自己的脸色，所以，没有一个学期完成任务的，没完成任务，所有的奖励、荣誉都与你无缘，所以，对读书产生了无比的厌烦。另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回家，把一周的米和柴挑来，交到饭堂。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家到中学是三个小时的路程，那么瘦小的我，要挑着几十斤重的米和柴，走那么远的山路，那真是要我的命！父母有时候也帮挑一些，但大多数还要靠自己，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下雨，我到半路摔了一跤，米和柴都散了一地，跟黄泥混在一起，我就坐在湿湿的地上大哭了起来。这两件事，是我读书以来最痛苦的事。
那时候，生活费还是困扰我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家里有三个人读书，父母显得非常吃力。所以，除了从家里挑米挑柴去学校以外，我还必须想办法挣点钱。所以，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跟弟弟两个就到自家的山上砍一些竹子，然后花一个多小时，用肩扛到村子外面的黄华河上，扎成竹排，漂流到公社里去卖，因为当时的南渡公社是有名的编织之乡。一天两个人只能扛3扎，每扎60斤左右，总共也不到400斤，每100斤5块钱，总收入不到20元钱。更为可恶的是，当时南渡街上有一群吃闲饭兼恶霸的人，专门拿着一杆称要对竹子重新过称，每次收费5毛，所以，六扎竹又要去掉3块，实际到手的只有十五六块钱，刚够我们两个一个星期的伙食费。这种辛苦无比、让人羞于启齿的工作，居然还被一些同学羡慕，他们认为，放竹排是一件多么浪漫，多么惬意的事情——也许他们看《闪闪的红星》看多了！有一次元旦放假，班上的同学廖庆南（也就是后来跟我一起写小说的同学，2016年据说走了，让人）也跃跃欲试，跟随我到家，也想体验一下放排的乐趣。那时候碰巧家里有一批坑木要运到公社林业站，父亲跟母亲已经趁发洪水的时候将它们漂到黄华河边。我跟母亲、弟弟和廖庆南，就将他们编成木排，计划沿河而下。但出师不利，我和弟弟刚将木排撬离岸边，就冲下一个险滩，全部散了，我们两个跌入河中，木头四处漂浮，我们好不容易才将它们重新归拢，扎好，再度起程。河面的风是如此的清冷，以至我和弟弟冷得全身发抖，当然母亲和廖庆南也觉得寒冷异常。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我们又滴水不进，那种又冷又饿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也到了廖庆南的家（他的家就在河边），就上去歇息。一到他的家中，他父亲就给我们拿来厚厚的棉衣，一披上身，温暖得自己就掉下眼泪来！后来，那批木头总共买了48块钱，全部都给我和弟弟读书用了：自己的木头，父亲将他砍伐下来，大概忙了六七天，将它漂到河边，加上肩挑背运，也要两三天，然后是我们四个人有冷又饿地干了一整天，大概花费的人工就有20多，就挣那么一点钱（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四五十块），让我非常的沮丧和愤怒。
但是，这种**上的创伤（当然也有精神上的），对于我后来思考问题所产生精神创伤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时，我们班上有十来个非农户口的同学，他们多是街上的居民子女，教师和干部的子女。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使我感到了强烈的震撼。首先，他们是非农，无论在暑假和寒假，都不用回家帮家里干农活，这是最致命的；第二，他们一般家庭比较富裕，政府每个月都配有米和油给他们，吃的穿的远比我们好，我们班上有一个是公社书记的儿子，一个是法庭庭长的女儿，那时候，这种官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在我们面前所表现的一举一动，都让我们这些乡下仔觉得羞愧，所穿的每一件衣服，都让粗布服装的我们无地自容。第三，他们一般自成一派，不怎么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自认高人一等。不过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无论以后他们能否考上这些高一级的学校，他们都不用干农活，一样有饭吃。而且他们还可以比我们更多的考试渠道，比如好多专门招收非农业户口的技工学校，和中专学校。
巨大的失落深深地笼罩着年少的朱枸。那时候，我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了，在村小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这几条村的人，一脚牛粪一脚泥，从没想到人还会这样分等级和贵贱的。更没想到自己就属于那些下等的一类。青春期如期来临，我变得更加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上一章节所提到的，埋怨自己家庭的出身，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不过这念头没有持续多久，朱枸是个非常好强的人，尽管是那么多愁善感，读书倒是没拉下多少，我立志要考一个师范中专，那样的话，就能马上转为非农，吃上国家粮了——那不单是我，几乎也是绝大部分农村子女的想法。除了这条路，还有一条，就是参军。但由于我右手无名指的原因，连想也不能想。
老师都相信我能够考上，但到中考的时候，我没能考上中专，非但中专没有考上，连县高中也失之交臂，这对于一个想变为非农的少年以及母亲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面专门讲了这个事）。1982年秋天，我读上了这间中学的高中部，这一年我才14岁。
但高中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读书也已经索然无味。我开始将自己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那应该是我的早期创作。我现在手头还有一本当时的手稿，有一篇习作，是写一个农村少年跟一个非农少女交往的故事，后来那男的因为考不上，回到农村了，只好跟女的告别了。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哲学思考让今天的我仍感到异常的震惊，我不知道我14岁的时候会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的，那时候我根本对恋爱毫无体验，我想找出故事的原型，但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了。另一篇习作，是一首诗，是有点仿《青纱帐》的，说的是自己理想的破灭的事的，充满了忧郁，读了让今天的自己也感到感伤。
高中一年级我的成绩非常平常，在入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是第一名，但第一学期结束后，我成为了倒数前几名。我觉得自己读书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些年，已经开始有些人陆续到广东打工，我想自己可能走这条路会更好一点。因为，在南渡中学读三年下来，能考上大学的概率基本是零，到那时候为止，还没有几个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能够考上的少少几个中，都是经过反复回炉的。
15岁的我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候，好象我在那时候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念头几乎上是毫无知觉地潜入自己的意识中，让你挥之不去。好在射念头没有持续多久，1983年夏天，弟弟中考，也考上了这间学校初中部，加上姐姐和我，那么就有三个孩子读书了。家里除了父母，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那两年父亲的身体开始变坏，我自己作出决定，休学一年，先回家，来年再说。写休学证明的时候，学校的莫干事不无忧虑地说：你这一休学，明年你还能来读书吗？我没有回答，前途在我的心中是无知的。
1983年夏天，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休学，也不料开始了我永世难忘、最为艰苦卓绝的一年。这时候我学会了逃避，也许，我选择逃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